陈为何迟疑？从上文的历史简述不难看出，恰当依靠政府支持、迫切的需要、持久的技术投资及优化是CTL技术商业化的必经之路。而当今的中国，很可能会出现非沙索经验所未能料及的困难。
【图纸上的CTL】
沙索和中国政府的首轮谈判持续一年，才就合资和引进技术初步达成了谈判意向。按照这种不可控的速度，沙索经历了一轮轮正式或非正式谈判。尽管已通过预可行性研究、第一次可行性研究，它却尚未顺利达到目标：成立合资企业，获得至少50%的股权，以及修建那种让安瑞德眼睛发亮的CTL工厂。
位于北京燕莎中心的沙索中国办公室人数不多，相当忙碌。四周的墙上挂满了中国和南非领导人的合影。对于沙索来说，中国是一个充满机会，但并不容易靠近的国家。
漫长的谈判过程令沙索担心政府吸取新技术的决心。但事实上诸多客观原因在延缓这一进程。首先，在进行实质性合作之前，中国政府需要足够时间进行产业整合。
2004年初，神华集团（以下称神华）和当时的宁夏煤业集团方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牵头下，成立了中国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对外谈判工作组（以下称CCWT），负责对外资合作成立煤间接液化项目的谈判。同年9月，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南非之行促成了正式合作意向书的签订。合作项目包括：与宁煤合资，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修建一个CTL工厂；与神华集团合资在陕西榆林修建GTL工厂。
这意味着，沙索要同性质相近的两家公司分别展开谈判。去年1月，神华集团并购宁夏煤业集团，并占有合并企业51%的股权，神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集团。
除了政策及产业环境，CTL巨额投资所蕴藏的风险也导致合资时间的不确定性。
某种意义上说，修建CTL工厂是一场豪赌：大多数专家同意只有石油价格在每桶28美元以上时，CTL工厂才有利可图。一旦石油价格滑落，CTL工厂亏损无疑。因此，对于沙索的合资企业来说，最需要的仍是政府的支持：“我们需要政府能够设立石油的保底价”。安瑞德对《环球企业家》说。
今年4月底，中国国家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胡静林称，国家将考虑建立煤制油企业风险准备金。然而，风险准备金从设想成为现实的时间表则是一个未知数。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一消息人士对《环球企业家》给出的看法也是模棱两可：在风险准备金成立之前，说不好，一切皆有可能。
此外，就技术角度讲，一个日生产量为8万桶石油的CTL工厂一般而言需要50亿美元到60亿美元的投入。而CTL工程耗水量巨大，这对原本就缺水的北方来说是不小的压力。
【沙索VS神华】
如同很多合资故事一样，无论是技术还是资本的问题，事实上都能得到解决，但双方最核心的分歧在于对合资企业控制权的争夺。对沙索而言，它不会满足于一个技术提供者的角色，而是希望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CCWT看来，沙索要得太多了。
张承认，沙索的技术“从现在看来很有价值，而且是垄断的”。出于一种博弈心态，对神华来说，沙索并没有重要到独一无二的地步。
中方拥有煤直接液化技术储备。直接液化技术虽然不能像沙索和荷兰皇家壳牌所拥有的间接液化技术那样，在生产清洁柴油等液体燃料的同时生产很多化工产品，对煤质的要求也较为苛刻，但这毕竟是中国自己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
该技术在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由于油价曾长期处于低位，该项技术并未进入中国能源战略的核心议程。直到1996年，中国开始转变为能源纯进口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参观完中国煤炭研究总院之后，煤间接液化预可行性研究才在第二年启动。
